小杜鹃这称呼，对斯梯芬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詹姆斯·乔依斯在《青年艺术家画像》第一章里在描述斯梯芬时用了“babytuckoo”。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和1996年版译文均将此译为“馋嘴娃娃”。tuckoo实际上是cuckoo的一种孩子式读法的变音，在这里应译为“小杜鹃孩”。雌杜鹃每每将蛋下在别类鸟的鸟巢里，小杜鹃每每处在一种异类的环境里。乔依斯的父亲在1931年1月31日写给他的信中说：“我一直在纳闷你是否记得当你还是个小杜鹃的时候我们住在布赖顿广场那些以往的日子，我总是带你到广场去，给你讲从山上奔将下来带走孩子的哞哞母牛的故事？”《乔依斯书信集》（第3卷第212页）乔依斯家从布赖顿广场迁走时，乔依斯2岁。
无论斯梯芬在家时，还是在克朗斯哥公学、贝尔维迪尔公学或在都柏林大学学院，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时而明确时而朦胧地寻觅真正的自我，寻觅自己的归属。斯梯芬摒弃了污秽的、愚蠢的、尔虞我诈的环境，飞越出式微的家庭、虚荣的父亲、呆板信教的母亲、“吞食自己生养的小猪的”民族、严峻的冷漠的天主教教会的网去寻找自我。斯梯芬怀疑自己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是一种神秘的领养的关系，而不是一种血缘的关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兄弟姐妹的确切数字。
他是一个学究式的、自恋的唯我主义者，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叛逆者。他与都柏林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有一种弥漫整个身心的孤独感。孤独感正是敏感的艺术家的显著特征之一。乔依斯在小说开首就写道：
从前，在一个很美妙的时刻，有一头哞哞母牛在路上踽踽而行，这头哞哞母牛在路上彳亍而行时遇见了一个名叫小杜鹃的可爱的孩子。
斯梯芬一降生就生活在异类的环境里。小杜鹃这称呼，对斯梯芬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了。这注定了斯梯芬作为艺术家的孤独的人生。
斯梯芬在克朗哥斯公学遭受教导主任多兰神父的鞭苔是艺术家的自我第一次与权威发生了冲突。他打碎了眼镜，阿纳尔神父允许他可以不用读书，而多兰神父却诬蔑他为“懒惰的小骗子”。这是不公正而残酷的。艺术家要去跟院长说，他被错误地体罚了。他想，像这样告发冤枉的事在历史上有人干过，那是伟人。他于是饭后散步时不是踅向走廊，而是爬上右边通向城堡的楼梯，鼓足了勇气去找教区长。于是，艺术家成了伟人，成了乔依斯式的孤独的英雄。
桀骛不驯的艺术家孤独的自我的另一面就是异端。他所信奉的思想与世俗迥异。他崇尚的是浪漫主义诗人拜伦，认为丁尼生只是一位韵律家，而最伟大的诗人是拜伦。但在都柏林庸俗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看来，拜伦纯粹是个异端，“一个不道德的人”。斯梯芬第一次因为坚信自己的异端思想而挨了一顿揍。即使斯梯芬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同学从沟里操起一根长长的白菜帮子扔在他身上，用手杖猛揍他的腿，赫伦严词要求他承认拜伦不好，艺术家仍然是一个断然的“不”。
由于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斯梯芬在同学的眼中无异是一个“魔鬼”。同学达文对斯梯芬说：“你真是一个可怕的人，总是孤独一个人。你完全脱离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你是一个生来就对一切冷嘲热讽的人。”但艺术家却认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人生创造了我，我只是说出了一个真实的我而已。”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斯梯芬作为艺术家的最后归属是由一位无知的教导主任肯定的。
教导主任问：“你是一位艺术家，是吗，迪达罗斯先生？艺术家的目标就是创造美。”
斯梯芬说：“只要视觉能理解它——我是指美学理解——那它就是美的。”
斯梯芬认为：
“艺术是人为了审美目的对可觉察的或可理解的事物的处置。根据阿奎那，对令人愉悦的东西的颖悟就是美。美需要三样特性：完整性、和谐和光彩。……”
关于艺术形式，他认为：
“你会发现艺术分为三种形式：抒情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艺术家以与自己最直接的关系来创造形象；史诗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艺术家以与自己和其他人间接的关系来创造形象；戏剧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艺术家以与其他人最直接的关系来创造形象。”
乔依斯有意安排艺术家在阐释自己关于美与艺术的观点时，他的听者是无知之徒，这使艺术家英雄的孤独感达到了极致。于是，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作为异端分子、作为英雄、作为流放者的英雄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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